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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叙事体系中，美国始终将自己置于一个独特位置：既是国际法规则的重要制定者，也是所谓“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”的主要维护者。从推动《联合国》确立禁止使用武力原则，到主导构建一系列多边制度，美国长期宣称，正是国际法对强权的约束，使世界避免重回丛林法则。然而，近来一系列高度集中的现实事件却表明，美国正在系统性地背离这一由其自身深度参与塑造的国际法传统，并在实践中推动一种以实力优先、规则退位为特征的战略转向。

　　这一转向在委内瑞拉问题上的体现尤为集中，也最具法律标志意义。美国近年来不断以国内刑法为依据，将委内瑞拉现任总统马杜罗界定为“跨国犯罪主体”，并通过悬赏通缉、域外起诉和单边制裁等手段，持续强化对该国的政治和司法施压。近期，美方更是公开推动并实施跨国军事行动，并将其刻意包装为“执法行为”或“安全行动”，试图以概念转换消解其国际法争议性。

　　但在国际法框架下，这种叙事本身就是站不住脚的。国际法并不存在所谓“执法例外”，即允许一国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进入他国领土行使强制权力。跨国执法的合法性，必须建立在明确的司法协助机制或国际授权之上，而不是单方面宣布。美国在委内瑞拉问题上的做法，实质上否认了国家主权作为排他性权力边界的基本含义，将主权降格为可被强国随意穿透的政治概念。

　　更为严重的是，美国刻意回避了国家元首豁免这一国际法中的核心制度安排。根据国际习惯法以及国际法院长期形成的判例规则，现任国家元首在外国司法管辖下原则上享有刑事豁免。这一规则是为了维护国家间交往的稳定结构，防止一国通过司法手段干预他国政治。美国以国内法指控否定这一豁免原则，实际上是在用单边法律逻辑重塑国际法秩序的基本结构，其后果远不止于强行控制马杜罗一事本身。

　　从武力使用的角度看，美方相关行动同样越过了国际法的清晰红线。国际法判断非法使用武力，并不取决于行为名称，而取决于其客观效果。当一国动用武装力量进入他国领土、控制关键目标并实质性削弱该国政府行使职权的能力时，无论其被称为“执法”“反毒”还是“安全行动”，都已经触及《联合国》第2条第4款所确立的禁止使用武力原则。美国通过模糊执法与军事行动之间的界限，正在有意削弱这一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性规范。

　　如果说委内瑞拉问题体现的是美国对国际法技术规则的系统性拆解，那么围绕格陵兰岛的最新言行，则更清晰地暴露出其在战略层面对国际法精神的公开轻视。在国际法语境中，任何以威胁或使用武力获取领土的表态，本身就已经违反《联合国》所确立的基本原则。美国在历史上也曾以同样标准批评他国行为，而当这种语言出自美国最高权力层时，其破坏性在于：它正在重新引入一种被国际法明确否定的领土政治逻辑，即领土不再由法律确认，而由实力决定。

　　这一系列行为并非偶发，更不是个人风格问题，而是与美国国内战略文化的变化高度一致。美国最高权力层近来反复强调“军事实力本身塑造秩序”“国家安全决策不应受国际法约束”。这种话语在为一种去国际法化的国家安全观提供所谓“正当性基础”。在这一逻辑中，国际法不再被视为权力的边界，而被视为妨碍行动的负担；规则不再具有独立价值，只在服务于国家利益时才被临时调用。这种战略文化转向，意味着美国正在从“规则内的强国”，滑向“规则之上的强国”，而这恰恰是战后国际法体系试图防止的状态。

　　从制度层面看，美国对国际法机制的态度变化同样值得警惕。当国际司法裁决、多边规则或联合国机构的结论不符合美国立场时，美方越来越倾向于否认其权威性，甚至公开质疑其合法性基础。这种做法并非简单的制度摩擦，而是在持续削弱国际法作为共同约束体系的功能。当规则对最强大的国家不再具有约束力时，其普遍性便不可避免地走向瓦解。

　　必须指出的是，美国当前所做的，并不仅是“违反某几条国际法规则”，而是在实践层面系统性地背弃一种由自身主导建立的国际法传统。这一传统的核心在于承认法律先于权力、规则高于行动，即便在动用实力时，也需要为其提供可被国际社会检验的合法性基础。正是这一理念，使战后国际秩序在总体上避免了全面失序。然而，当美国不断以现实利益、国内政治压力或所谓“国家安全紧急性”为由，绕开甚至否定这些原则时，其消耗的不只是国际法的权威，更是在主动削弱自身长期积累的制度性信誉和道义资本。

　　更为深远的影响在于，美国的这种行为模式正在向国际体系传递一个危险信号：国际法不再是普遍适用的共同规则，而是一种可以被强国随意解释、取舍甚至暂停适用的工具。一旦这种认知成为现实政治的默认前提，国际法赖以存在的稳定预期和规范约束将被系统性侵蚀。其他国家势必会重新评估遵守规则的成本与收益，国际秩序也将由“基于规则的合作”滑向“基于力量的博弈”。

　　国际社会真正需要的，不是一个凭借实力定义规则、再以规则包装实力的国家，而是一个愿意在规则框架内运用力量、并接受法律约束的大国。美国曾经理解这一点，也正是凭借这一认识，建立起其战后国际领导地位。今天，美国是否仍愿意回到这一轨道，已不仅关乎其自身信誉，更将深刻影响国际法是否还能作为共同秩序存在。若法律无法约束最强者，那么所谓国际法秩序，终将沦为一纸空文。而这，正是“美国背弃自身国际法传统”这一判断指向的最终现实风险。（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）